末日尚未到来

最近和人聊起AI世界末日的话题，我发现自己和对方的感受有很大差异。

我并没有那么担忧AI的未来。作为一个经常使用AI工作的人，我能够感受到它的能力正在迅速变化，也承认这种变化可能对现有的工作方式、经济结构乃至社会制度造成巨大冲击。但对于那些动辄宣称人类将在几年内失去控制权、绝大多数工作即将消失，甚至整个文明都可能走向终结的判断，我始终抱有怀疑。

让我更加在意的，是另外一些人。

有些人相信自己的职业很快会失去价值，有些人认为学习和积累经验已经没有意义，还有一些人干脆对未来几年的生活失去了兴趣。他们似乎已经接受了一种结局，只是在等待它发生。

这种心态让我感到奇怪。对于一场尚未发生、甚至还无法确认是否会发生的灾难，人们为什么能够如此确定？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这种关于未来的信念，已经开始改变他们今天的生活？

这篇文章想讨论的就是这件事。但在进入AI之前，我需要先讲三个看似无关的历史故事。因为"关于未来的信念改变现实"并不是一个新现象，而这段历史能告诉我们：当这种信念进入权力中心之后，它自我实现的能力会有多强。

1948年，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总结一类常见的社会现象时，用了一个后来流传很广的词：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最典型的例子是2007年9月的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这家英国银行因美国次贷市场的融资链条断裂而陷入流动性困难——问题是真的，但远没有大到倒闭的程度。消息传开后，储户在网点外排起长队，两天之内提走数十亿英镑存款，一家原本只是缺钱的银行，最终被拖入国有化。最初那个预言并不完全为假，但让它彻底成真的，是相信它的人采取的行动。

请注意这个过程的结构：

在AI时代，我们可以提出三个结构相同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企业。如果大量公司相信AI将在短期内替代初级员工，它们是否可能在技术尚未全面成熟的时候，就提前减少招聘、压缩培养投入？如果是，那么"AI导致初级岗位消失"这个预言，有一部分其实是企业基于预言做出的决策造成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个人。如果许多年轻人相信某些职业已经没有未来，他们是否会提前离开这些专业？人才供给由此改变，行业生态随之改变——预言再次参与了自身的实现。

第三个问题关于国家。如果各国都相信必须率先掌握超级智能才能保证安全，这种预期是否可能推动技术竞赛不断升级，直到每个参与者都陷入"谁也不敢先停下来"的局面？

这三个问题目前都没有确定的答案，需要独立的实证研究。但把它们放在一起，就能看出这篇文章真正关心的问题：

这是理解AI末日论最好的起点。而历史上，这套机制已经完整地上演过不止一次。其中最被低估的一次是：末日思想并不是底层民众的专利，它很早以前就传进了美国精英阶层。

谈到美国的基督教末世论，很多人的印象是帐篷布道、世界末日招牌和乡下的福音派教堂——一种属于社会边缘人群的狂热。

但历史事实的另一面是：这种思想从产生之初，走的就是一条精英化的传播路线。

19世纪，约翰·纳尔逊·达秘系统化了后来被称为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的神学体系，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不同阶段，认为历史正按上帝的安排走向一个有明确终点的结局。这套思想传入美国后，首先落脚的不是草根运动，而是教育机构：慕迪圣经学院这样的学校，以及1924年成立的达拉斯神学院，把时代论变成了系统课程，一代又一代牧师、神学家和出版人从这里毕业。

1909年出版的《司可福串注圣经》是传播史上真正关键的一步。这本把时代论解释直接嵌入经文旁边的参考书，销量以百万计，成为美国福音派家庭的标配。到了1970年，哈尔·林赛的《地球晚近大事记》（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把末世预言和当代国际政治对应起来写，卖出了数千万册——很多读者并不是教会常客，而是普通的中产订阅者和时事爱好者。

换句话说，时代论用了大约一百年时间，完成了一条"神学院——教会——出版业——主流阅读公众"的传导链。

而真正的转折点，是核武器。

1945年之后，冷战把末世话语从宗教领域直接送进了国家安全 discourse。研究美国冷战宗教史的学者Angela Lahr指出，核武器、以色列建国和古巴导弹危机，都成为美国部分政治福音派群体理解末世预言的重要材料。葛培理从艾森豪威尔开始的历任总统那里都获得了接近权力核心的机会；而政治家、政策评论者和军工圈人士，也开始频繁使用末世的语言谈论核战争——历史即将进入最后冲突、两大阵营的对峙具有超越性的意义。

这就是威廉·伯恩斯坦在《群体的疯狂》中反复追问的问题。这本书讨论金融泡沫与宗教狂热这两类看似毫不相干的现象，试图理解：人为什么会被宏大的故事吸引，为什么理性与知识未必能阻止集体性的错误判断，以及当足够多的人相信同一件事情时，这种信念如何改变现实。

从精英传播的角度看，这本书里最重要的一个观察是：

一个流浪汉相信世界末日，世界不会因此有任何变化。但当末世论进入神学院、进入畅销书、进入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它就不再只是私人信仰——它开始影响核政策辩论的语调，影响一代政治精英对"妥协"这个词的判断，影响一个超级大国愿意承担多大的风险。

人们先相信历史已经拥有确定的结局，再根据这个结局解释现实中的事件。战争为什么发生？因为末日正在接近。社会为什么动荡？因为旧秩序即将结束。当复杂的现实被纳入同一个宏大叙事，人们就获得了一种理解世界的确定性——以及按这种确定性行动的冲动。

这才是古巴导弹危机真正值得重新审视的地方。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首先是美苏战略竞争、核威慑、古巴安全问题与军事部署共同作用的结果。苏联担心古巴再次遭到美国入侵，也希望改善自身的不利战略地位；美国则无法接受苏联在距离本土极近的古巴部署核导弹。双方都认为自己的行为具有安全上的合理性。

然而正是在不断维护自身安全的过程中，两国逐渐接近一场可能造成文明毁灭的战争。国际关系理论把这种结构称为安全困境：一个国家增加军备是为了保护自己，但对手感到威胁，采取反制，双方交替加码，最终共同陷入更危险的境地。

10月27日，危机进入最危险的阶段。一架美国U-2侦察机在古巴上空被击落，双方军队进入高度戒备。而很多年后才被完整揭示的是，当时美国海军对苏联潜艇使用的深水信号弹，被潜艇军官误判为遭受了攻击；几艘潜艇里的军官一度获得了发射核鱼雷的授权——其中一艘B-59的指挥官瓦西里·阿尔希波夫，在全体军官主张发射的情况下投了反对票。

历史在那个下午离终点比我们后来知道的要近得多。

但最终，这场危机的结局是妥协。苏联撤走部署在古巴的核导弹，美国公开承诺不入侵古巴，并秘密同意撤除部署在土耳其的"木星"导弹。此后，美苏建立了元首直接通信渠道，并在几年后推动了部分军备控制措施。

这段历史对今天有两层意义。

第一层：人们如何理解未来，确实影响他们今天愿意承担多大的风险。当一种政治叙事认为最终冲突不可避免、妥协意味着对历史使命的背叛，危险就会以"合理决策"的形式一步步累积。

第二层，也是更重要的一层：即使某种灾难已经变得非常现实，也不意味着它必然发生。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在悬崖边上选择了谈判，历史因此出现了不同的走向。

古巴导弹危机说明，最危险的时刻往往不是信念最狂热的时候，而是所有参与者都相信自己"别无选择"的时候。而历史一次次证明，选择一直都在。

带着这个结论回到今天，我们再来看AI。

2023年5月30日，国际AI安全中心发布声明，呼吁将降低人工智能造成的人类灭绝风险，与防范核战争和全球性流行病一样列为全球优先事项。签署者包括图灵奖得主杰弗里·辛顿、约书亚·本吉奥，以及多家前沿AI企业的负责人。

2025年4月，预测报告《AI 2027》发布，通过技术趋势、专家访谈和情景推演，构建了AI能力迅速增长的未来图景。作者明确承认报告包含大量推测，并给出了不同的可能结局。

这两份文本都是严肃的。但它们在传播中经历了同样的事情：预测里的不确定性被逐渐省略，留下一个确定的日期。2027年，AI将超越人类；2027年，人类可能失去控制权。一份包含诸多假设的技术推演，进入大众传播以后，变成了一个即将到来的历史节点。

这就是AI末日论与宗教时代论真正的相似之处——也是唯一严谨的相似之处。必须在这里把话说清楚：时代论是不可证伪的信仰，AI风险预测原则上是可以被证据检验的。两者依据的知识体系有根本区别，认识论地位完全不同。它们共享的只是传播结构：先有一个确定终点的叙事，现实中的新事件被不断纳入叙事作为证据，叙事的可信度随之自我强化。

在这个限定下，结构性的相似仍然值得认真对待。

当人们相信某个决定性时刻即将到来，现实中的一切都会被重新赋予意义。模型完成了一项新的编程任务，意味着人类劳动即将被取代；某公司宣布裁员，意味着替代已经开始；某个模型在基准测试上取得突破，意味着超级智能又近了一步。而这些事件与最终预言之间，往往还隔着大量需要独立证明的因果关系——模型能完成某项任务，不等于整个职业会在短时间内消失。

另一个值得警惕的环节是权威。传统末世预言依赖经文，今天的技术预测来自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创始人和投资者。他们掌握普通人难以接触的信息，也确有过硬的专业知识。但了解前沿模型的能力边界，和能够准确预测全球劳动市场、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仍然是两回事。当一个人在前者上的专业身份，使后者也获得了同等信任时，预测就容易超出它的证据基础。

而且，科技企业在这场讨论中扮演着矛盾的角色。它们需要公众相信AI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以吸引资本、客户和人才；同时一些企业负责人也公开警告AI可能威胁人类未来。这两种说法可以同时为真，也未必意味着有意制造恐慌。但它们在传播中产生的效果是：人们不断同时被告知，AI将创造前所未有的财富，也可能终结这个文明。技术能力越令人惊叹，部分人对自身处境的不安就越强烈。

而按照本文主线的逻辑，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些预测是真是假——时间会检验它们——而是：

如果说AI末日论与宗教末世论的相似主要停留在叙事层面，那么AI与冷战的关系就更加具体。

冷战留下了一种至今影响国际政治的思维方式：技术优势可能决定国家安全，技术落后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战略损失。核武器、洲际导弹、卫星、计算机，都曾是大国竞争的核心领域。今天轮到了人工智能。

美国对先进半导体和相关设备实施出口限制，中国持续推动关键技术研发，各国政府加大对算力基础设施和AI产业的投入。这种竞争有真实的安全与经济利益基础，但它完全可能形成冷战式的安全困境：如果两个国家都相信谁率先掌握更先进的AI谁就可能获得决定性优势，那么即使双方都认识到安全风险，也未必有人愿意先放慢速度——因为任何一方的克制，都可能成为对手扩大优势的机会。

企业之间是同样的结构。一家公司如果为了更充分的安全测试而延迟发布模型，而竞争对手照常在推进，它就要承担市场份额、融资和人才流失的代价。于是每个参与者都依据自身利益作出看似合理的决定，合起来的结果却未必是任何人想要的安全。

AI与核武器有一个重要区别：核武器的军事用途和破坏机制相对明确，核力量集中在国家军事体系中；AI是通用技术，参与者包括政府、企业、大学和开源社区，已经渗入医疗、教育、科研、制造和日常工作。所以AI竞赛的后果远比军备竞赛复杂——它可能同时推动科学发现、加剧就业冲击、改变信息环境。

但有一个问题是共通的，也是从冷战经验里最需要带走的教训：

最近几年，人们对未来的不安并不只来自AI。疫情改变了人们对社会运行稳定性的预期，生活成本上升挤压家庭财务，地缘冲突持续制造压力。进入2026年10月，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又出现明显调整，AI相关投资的估值和潜在风险受到更密集的关注。

需要说明的是，市场回撤不能直接解释为全球经济正在崩溃，短期波动与长期趋势之间不能简单画等号。我更在意的是这些事件如何进入公众的判断。

一个普通人可能在同一天看到战争升级、科技企业裁员、市场下跌和AI风险警告。这些事涉及完全不同的问题，但当它们集中出现在同一条信息流里，很容易形成连续的危机感。每条新闻都在提醒：熟悉的秩序可能正在松动。

而末日叙事的特殊能力，恰好是吸收。经济衰退是衰落的迹象，战争是最终冲突的前兆，技术突破意味着临界点将至——所有事件开始支持同一种解释。一旦这种解释形成，新的坏消息会不断加固它，与它矛盾的证据则很容易被忽略。

中国读者对这套机制其实并不陌生，只是它的形态在这里往往是世俗的。2012年的玛雅预言在社交网络时代的传播，几乎就是一次微型的末日叙事演练；"房价永远涨"的信仰建立与崩塌，是金融版的故事；而最近几年弥漫的"35岁焦虑"、行业兴衰的周期性恐慌、"躺平""摆烂"这套话语，骨子里是同一个东西：相信某个系统性的结局已经在路上，个人努力改变不了什么，不如提前放弃规划。

末日心态不一定是宗教式的。它可以穿着完全世俗的衣服，而它对人行为的改变同样真实。

2026年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覆盖28个国家、近34000名受访者。结果显示，只有32%的人相信下一代的生活会比今天更好。美国为21%，日本为14%，法国只有6%。中国为56%，但这一比例较上一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

这组数据不能用来直接证明末日情绪在蔓延——对下一代的悲观判断，可能来自住房、收入、教育等非常具体的现实问题。但它指向的也许不是"人们为什么不够乐观"，而是另一个更值得认真对待的疑问：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未来不值得认真对待？

如果一个人原本就认为社会在走下坡路，他就更容易接受一种"现有秩序即将结束"的解释。AI提供技术依据，战争提供政治依据，日常的经济压力提供亲身可感的证据——不同的危机被汇集成一种对未来的整体性不信任。

过去，一种末世思想需要通过布道、书籍和组织慢慢传播。今天，研究者在社交媒体上的一段预测，可以被转发、剪辑、压缩成一个有冲击力的结论，在几小时内抵达远离技术讨论的人群。当复杂研究被压缩成确定的日期，原本必须保留的条件和不确定性，往往是最先被丢掉的部分。

现在可以回到最初的那个观察了：有人因为相信AI将取代一切而不再学习，有人因为相信经济必然崩溃而停止规划，有人因为持续接收战争与灾难的新闻，逐渐认定自己已经无法改变任何事。

必须诚实地承认：关于这种心态的普遍程度，目前还缺少充分的直接证据，大规模的放弃长期规划是否已经形成，需要严肃的行为调查才能回答。个人观察可以是研究的起点，但不能直接当成社会的结论。

但心理学至少能解释这种心态如何形成。担心某种风险，并不必然让人消极——担心失业的人可能主动转型，担心危机的人可能审慎理财。真正让人失去行动力的，是"无论我做什么都无法改变结果"的判断。这与心理学中关于控制感和习得性无助的研究是一致的：压垮人的通常不是坏前景本身，而是前景的"必然性"。

有意思的是，历史上的末世信仰并不必然导致放弃。许多相信历史即将终结的宗教信徒，反而投入大量时间传播信仰、建立组织，甚至积极介入现实政治。这说明末日信念与消极行为之间没有必然关系，中间的那个变量是：这个人是否相信自己还能对未来发挥作用。相信灾难可以通过集体努力避免，末日风险就成为行动的理由；相信灾难已经注定，同一种风险就让人提前退出生活。

把这个变量代回到今天的AI讨论里，文章开头的三个问题就变得更清晰了。

如果企业相信替代即将发生而提前收缩招聘，初级岗位的实际供给就会减少，新人进入行业的通道变窄——无论AI本身是否已经具备那种能力。如果年轻人相信某些职业已死而提前离场，这些行业的人才结构就会真的老化。如果各国相信落后即灭亡而拒绝任何形式的减速，竞赛的风险就会真的上升。

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在AI时代的完整形态：预言不一定要在事实上成真，才能真实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它只需要被足够多的人相信。

回到最初的问题，我并不认为今天的AI末日论是一场骗局，也不认为它纯属杞人忧天。前沿AI确实存在我们还不能充分理解的风险，认真对待这些风险是必要的，谨慎永远不算过分。

但与宗教末世论共享的传播结构提醒我们：一套叙事最大的力量，不在于它的真假，而在于它能多有效地组织人们的行为。

1962年10月，核战争的危险已经非常真实。双方都有足以毁灭对方的武器，都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历史上几乎找不到更"别无选择"的局面。但最终改变结局的，不是任何一方的实力，而是肯尼迪与赫鲁晓夫都接受了一个事实：即使最危险的时刻，历史仍然没有写好。

这也是我对今天那些过于确定的末日预测始终保留怀疑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不相信风险，而是因为"已经写好"这四个字，历史上被证明错的次数太多了。人们曾经相信某个日期将迎来最后审判，相信某种资产的价格能够无限上涨，相信两种制度之间的最终冲突无法避免——有些预言失败了，有些信念留下的社会后果却绵延数十年。

同样让我无法接受的，是提前退场。一个人一旦认定结局已经注定，就不必再为任何结果负责——这套逻辑最舒服的地方就在这里，也最危险。当足够多的人这样退出，局面就真的被让渡给了那些还在行动的人。

我并不担心人们认真讨论世界末日。我担心的是，当人们开始相信未来已经写好，他们会逐渐失去直面现实的意愿。

历史上那些最令人不安的时刻已经反复提醒我们：关于末日的信念，有时会推动历史走向末日。而把历史从边缘拉回来的，从来不是谁的乐观——1962年10月的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不是乐观主义者，他们只是没有选择最坏的那个选项。